做人与做事，在我看来，离不开一个字，就是善。这是做人与做事的根本。以善为本，再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，则做人不难，做事亦不难。
我的父母都是口碑很好的人，脾气好，热心肠。
父亲年轻的时候当过兵，到过草原，游过黄河，后来复员，在我们县城的一家国企(采矿，金刚石)做保卫工作(做过科长)。父亲一辈子没正规进学校学习过，只读过夜校，就凭着这个，听说还在单位的夜校(应该是，记不太清了)做过“校长”。扶贫年代，父亲也下过乡，蹲过点儿，扶过贫。无论是单位的同事，还是蹲过点儿的村庄，认识父亲的人，没有说他不好的。父亲工作了几十年，往返于家和单位，靠的是一辆自行车，而要行的是几十公里路。现在国道的路况好，也有了镇上通县城的公共汽车，折合下来也得用近两个小时。要是走京沪高速，大概也得折合近1个小时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左右，单位不景气，有时候一连几个月发不下工资，父亲也五十又几，而我正在读小学，父亲就提前内退回家。干了一辈子，父亲没从单位往家里拿一分一毫，母亲有时候还开玩笑，故意埋怨他。在做人方面，父亲从没有特意教过我，记得唯一告诉过我的，只是一个“忍”字。
母亲是个有着初中文化水平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，年轻的时候还爱唱戏，听说参加过演出队。母亲1947年出生，孟良崮战役的时候，外婆抱着母亲在炮火连天中奔跑，躲在山洞里避难。饥荒的年代，母亲也跟着外婆，带着妹妹们要过饭。母亲的美应源于外婆。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任妻子，嫁给外公的时候就成了两个孩子的娘。她应该是个很好的继母，因为如果没有人告诉我(忘记是谁说的了)，凭着母女间的感情、姊妹间的感情，我可能会永远想不到。
上了年纪的母亲，让人看来，似乎有点儿“规规矩矩，小心翼翼”。但是年轻的时候，可不是。母亲19岁的时候，认识了回家探亲的父亲，之后两人就订了亲。就在这一年，母亲曾一个人到北京去大伯家玩。母亲20岁的时候，父亲复员，两人结了婚，父亲在县城工作，隔一段时间才能回家一次，家里家外的重担就都落在了母亲身上。那时，不管多么劳累，哪怕是委屈。母亲都是忍着，没争没闹过，没让父亲为此操过大心。我大学毕业那年，四伯母(四伯已去世几十年，一人带大六个儿女，其实她也不易)因病去世了。二伯母身体不好，不能完全自理，只躺在床上就已经近十年了，二伯年事已高，耳聋得厉害。哥哥嫂子们一年到头忙得很。有时候早出晚归，没办法好好照顾。都是母亲，除了忙自己的，没事就去看看，送个饭儿，倒个水，陪着聊一会儿。对哥哥家们忙不过来的事儿，能帮的就去帮。父母亲的好，也换来了哥哥嫂子们对他们的好。身体还算结实的父亲母亲，成了在老家的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儿。前不久，二伯母去世了。母亲说，二伯母走的时候很清醒，还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谢谢。我想，这句谢谢对母亲而言，是无比珍贵的。现在，母亲也真的成了十几个兄弟姐妹的“娘”。
在做人方面，母亲也没有特意教过我，但我学会了爱，学会了宽容，学会了太多太多。还有一个字，就是“忍”，父亲告诉过我的那个字。
在做事方面，父亲母亲也都没有特意教过我。且不论方式方法。我想我基本上是父亲母亲的综合体。父亲做起事来，在我眼里，是个有板有眼、慢条斯理的人，天大的事儿，他也有条不紊。母亲总是唠叨他做事儿慢。可有一样，不管做什么，他都能做好，认真细致。而母亲做起事儿，有点儿雷厉风行，说干就干，要速度有速度，要质量也不差。在田里做起农活来，母亲是做得快做得多，还不嫌累;父亲则稍慢，休息得也多。父亲是个有时间有条件，也懂得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、享受生活的人，而母亲是个任何时候都不会自己享受的人，不太懂得享受。我呢，有时候母亲就嫌我慢慢悠悠，有点儿懒儿，有时候又嫌我性子太急，不该说的、不该管的愣说愣管。确实，有时候是这样。可我想我也得到了他们的真传，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，都能认认真真做事，负责任地尽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儿，也能从一团乱麻中理出顺序来，做好一些急事儿、要事儿。
其实，忍也好，宽容也好，善待也好，认真负责也好，做人做事，最重要的是无愧于心，是一个善字。所谓“做人德为本”，无外乎此。只有这样，再讲究众多的交往艺术、做事方法(要积累、实践、总结、发展)，才能真正做好人，做好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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